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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内外是永恒的乡愁

2020年07月31日作者:李宁来源:北京青年报

  在经历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告别电影院之后,对于习惯了宅生活与流媒体观影的人们来说,重回影院的渴望是如此强烈。而作为影院复工后上映的首部新片,《第一次的离别》就这样在不期然间被写入历史。

  于我而言,

  《第一次的离别》是导演王丽娜写给故乡新疆的一封情书,没有浓烈的大爱大恸,只有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贫苦少年艾萨深爱患病且丧失语言能力的母亲,但不得不面对母亲被送到养老院的现实。与此同时,哥哥要远赴外地求学,两小无猜的玩伴凯丽也要离开故乡去学习普通话,艾萨不得不面临人生中的三场离别。

  就故事层面而言,影片丝毫没有编织戏剧化情节的野心,甚至并不想描画出人物清晰的成长轨迹。它只是以一种客观疏离的视角,以近乎纪录的方式,截取了少年艾萨、凯丽等人些许零散的生活片段。素人演员们的表演毫无技巧可言,但却因此显得真实可信,三位少年演员的举止尤其天真永利。当然,看似散乱的情节还是有迹可循的。一方面,由夏入冬的季节变换成为情节演进的线索;另一方面,不断渲染与累积的乡愁情绪构成了动人的内核。

  《第一次的离别》的影像风格,很容易令人想到近年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阿拉姜色》《塔洛》《清水里的刀子》,等等。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舍弃了戏剧化叙事,以散文化的手法执着于描画日常生活的平淡与细碎,展现普通的、边缘的,但活生生的人。也正因此,这些影片里的少数民族景观和人物不再是被赋魅、被观看的他者,而是真真切切的自我。

  不过,与上述电影有意识地借助“传统/现代”、“宗教/世俗”等二元框架进行作者化表达不同,《第一次的离别》的表意显得更加简单、含蓄。影片有一些可以展开想象的段落或意象,例如失语的母亲、集体的规训、走失的羔羊等等,但都适可而止或欲言又止。除了对于故乡的怀想之外,影片在其他议题上都有意或无意地保持了中立与平衡,不作结论,留给观众自行去思考。

  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美国学者博伊姆曾将怀旧情绪分为“修复型怀旧”与“反思型怀旧”。“修复型怀旧”强调的是重建失去的家园和弥补记忆中的空缺;“反思型怀旧”则指示新的可塑性而不是重建静态的过去。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次的离别》显然是一种“修复型怀旧”,它试图重回故地,试图用影像建构起故乡的原风景。影片后半段,三位少年在胡杨树上谈笑风生,随后天空掠过一只飞雁。这个段落的乡愁意味再明显不过:少年们如同飞雁各奔东西,作为地域历史与文化象征的胡杨林却静止而缄默。

  由于上映时间节点的特殊性,《第一次的离别》与电影和影院的当下命运悄然勾连,也为阐释这部电影增添了文本之外更为广阔的空间。“第一次的离别”,既是创作者对于故土的留恋,又十分贴切地描画出了当下人们对于电影和影院的怀想。

  1996年,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曾为《纽约时报》撰写《电影的衰落》一文,为刚刚百年诞辰的电影艺术唱了一首挽歌。面对家庭观影等多元观看方式的涌现,她悲观地指出人们的迷影精神正日趋淡薄,电影艺术正日益衰落。

  百余年电影发展史,可以说是媒介不断演进的历史,也是不断离开电影院的历史。在桑氏之前,“电影是什么”的疑问和“电影已死”的断言就已不算新鲜。而在今天这个无远弗届的移动视频时代,前有流媒体平台强势分流,后有全球疫情雪上加霜,电影院的未来似乎已经穷途末路。

  电影院,这个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独特的“异托邦”,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历史的陈迹,成为一种过去的时尚。也正因此,《第一次的离别》具有了文本内外的双重指涉:我们就像回望故乡一样,回瞥着似乎渐行渐远的影院及其代表的电影艺术。电影院在未来,也将越来越具有文化乡愁的意味。

  关键问题是,未来人们还需要电影院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当然。尽管影院业在电影国际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国际中的地位已经日渐边缘化,但影院空间却有着不可替代性,其文化意义会越来越凸显。影院观影早已成为一种带有仪式色彩的行为,观众身处其中可以享受孤独的集体性、禁锢的自由感与公开的窥视欲。而在未来,影院空间会更具仪式感与神圣感。一方面,面对无处不在的视频内容和观看方式,影院的怀旧迷影色彩会更加浓郁;另一方面,面对无时无刻不在的网络虚拟化生存及其造就的群体性孤独状态,影院又将成为人们逃离虚拟世界、体验真实性和集体感的重要场所。

  当然,为了应对眼下的生存危机,影院业的“大片依赖症”恐怕会愈加严重。影院会越来越倾向于上映更加奇观化、更具票房号召力的大片,“漫威宇宙”在本世纪的流行已然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仍然期待能在大银幕上看到越来越多类似《第一次的离别》的电影,因为我们对于电影艺术的迷恋,是这一类电影所赋予的。


编辑: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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